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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画鉴赏知识


时间:2015-04-30 22:51来源:盘古书画网 作者:水瓶的幸福 点击:
 

 1.幅子的格式

    (1)卷和横披中国古代的一切图籍,原本都是可以卷舒的,如前汉天文图、兵家图等实用图画,都是织物为底子而可以卷舒的卷子,便于用来阅读。即使竹简、木简,也是横穿纬带连成卷册,舒展开来观看的。以后书法、绘画作品的装卷,即是竹简、木简书卷形制的演绎。秦汉的“经卷”、“卷子本”,有用绢、帛、布艺、粗麻纸等上浆装背之说,这是装卷的开始。所谓“卷”是指裱成横长的式样,置于案头或桌上可以边卷边看的,亦称“横看”或“行看子”。在未裱时横长的画心亦可叫“卷”,如唐高闲《草书千字文》就长达331.3厘米,所以称为“长卷”,而短、狭、方、圆等小幅,就不能这样称呼它。也可以由许多小幅联缀起来合裱成一卷的,如传世的晋人名帖王羲之《十七帖》(因卷首有“十七日”三字,故名之)、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、东晋王珣《伯远帖》,原先都是小幅笺纸,但因联合裱成手卷,成横看,也就以“卷”称之。

    平常所见五代、北宋绢本画卷,颇有高到45~50厘米左右,即一幅绢的整个门面,不如任何裁剪。矮卷也有,但较少。到南宋绢卷,又矮多于高,如杨无咎的《雪梅卷》、马和之的《毛诗图》卷和马远、李嵩等人的画卷,其高度大都不超过30厘米。现在的手卷,尺寸大小还是大致如此。纸卷则有较高的,大都不超过50厘米,直到元代还是如此,这也许是习尚使然吧!

    手卷结构复杂,其排列顺序,由“天头”、“副隔水”、“正隔水”、“引首”、“正隔水”、“画心”、“正隔水”至“拖尾”裱成。“天头”是用以装饰和保护画心的,一般用深色绫绢料镶成。“引首”是用来题写手卷名称的,过去一般用冷金笺,现在改成染色仿古笺纸镶成。“拖尾”选用;旧气的宣纸接成,是留给鉴赏者用来题词的,另一个作用是加大手卷的轴心圆周,所以至少要长达二丈左右,一般要用三张宣纸托好后裁开粘连而成。因为轴心粗大,画心起卷弯度增大,这样有利于保护画心。为了使天头、引首、拖尾与画心分清眉目,不致紧接,增加美观,又需要有一相隔的镶条,这就是“副隔水”和“正隔水”,一般用淡色绫绢料镶成,但也要有深浅之分,方不致单调。

    另有一种横式画心,两头装上木媚,叫做两耳,用来在建筑物的向阳面壁上张挂,使建筑物如增开一个横窗,借优雅景色,起着借景为饰的作用。这种装潢品式称为“横披”。至于书法,以隶书为例,由于隶书特点带扁、取横,用横披写能呈现出左右分张、联翩飞扬的意趣,能使通篇精神洋溢,气象外耀,故横被又为书法作品的传统装演形式之一。宋代赵希鹄《洞天清录集》载:“古画多直幅,至有画身长八尺者,双幅亦然,横披始于米氏父子,非古制也。”在装潢制上,横披非最古形式,而在收藏时便于卷紧而不折伤画面,即在左右耳背后作两个半圆杆,在卷起时可对合而成圆杆,称为“月牙杆”、“互合杆”、“和合杆。”

    (2)轴、屏条直幅、方幅书画,装成轴幅,始于何时未详。敦煌石窟发现的佛像,有唐代的“帧子”,可算是现存最早的轴幅。轴起先是来自屏障上拆下来的单片改装,相传为后世立轴的形制,实为屏风上揭下来改徒的绘画遗风。米芾《画史》:“知音求者只作横挂三尺轴,惟宝晋斋中悬双幅成对,长不过三尺。”书中谈到挂轴的种种方式。轴幅不长。想来宋代尚席地而坐,房屋不高,故轴亦不长,存世宋代画轴尚多,书轴则仅见南宋吴据书诗一幅。所见元代至明初的书轴也还不少,到明中叶以来,书轴才渐渐多起来。

    在屏障上拆下来的单片(大都是宋代的),当然可以改装。因绢的门面较狭的关系,有的拆下来后分散了,所以现在看到的有五代、宋代的绢轴,往往有狭长幅式(阔度50厘米左右)而画意不全的。如巨然《溪山兰老图》,上边注有“巨五”二字,意即巨然画的第五幅;郭熙《幽谷图》等,也是失群的屏障中的一部分。大凡称轴的,装潢时加出轴头,屏对则是平轴,以此为别。

    中国住宅的厅堂斋室,深堂奥壁,光线过暗,放需要悬挂装裱立轴字画,概称挂轴,以增加室内光线及艺术效果,使居者有明朗清静之感。书画装潢,规格大小尺寸皆有定式,即根据建筑尺寸而定。明清好高楼大厦,故挂轴长阔与宋代有异,或长至八尺者。展望现在与将来居室,要皆小而精,挂轴装裱,宜渐晚清的纨扇有用金绢的,又有中界扇骨面使书画分为两半的,这倒是那时候的特色。

    (3)“折扇”又名倭扇,宋代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高丽国》:“彼使人每至中国,或用折叠扇为私物…谓之倭扇,本出于倭国也。”至南宋时设铺自制,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十三记临安有“周家折楪扇铺”。据刘廷机《在园杂志》和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:“明永乐年间,成祖喜折扇卷舒之便,命工如式为之,自内传出,遂遍天。今(万历、崇侦)则流行最广,而团扇几废矣。”“至于挥洒名人翰墨,则始于成化间。近有作伪者,乃取国初名公手迹入扇,可晒也。”作画者大多为苏州的一些画家如吴宽、李应祯、沈周等人,以后才普及到各地的书画家中。但明代宫廷供奉如林良、吕纪、王谔等人的绘画,始终未见于折扇中,什么原因难考。

    折扇有九方、十二方、十六方以至二十方以上的,分方越多则越易折痕损断。又偶见有无折痕的扇形裱页,那不是从扇骨上拆下来而是剪成扇的形式专为装册之用的。

    折扇制成必用金笺或云母筹,取其板硬。此两种笺纸又必须极熟而光滑,故难以留笔吸墨,金笺尤甚。这个特点又影响到书画家笔墨上的特征。鉴别真伪时必须加以注意,否则就会看朱成碧,以真为伪。

    (4)对联又称对子、门联、楹联,是文学艺术、书法艺术中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传统形式。它始于五代,盛于明清。秦汉以前就有用桃符来镇鬼驱邪的风俗。桃符本来只是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,《后汉书礼仪志》说:“以挑印,长六寸,方三寸,五色书文如法,以施门户,止恶气。”开始在桃木板上画神荼、郁垒两个神像为符,《山海经》也有记载。到了五代,关于孟昶题桃符板事,《宋史西蜀孟氏世家》、张唐英的《蜀梼杌》、黄修复的《茅亭客话》等都有记载。如《蜀梼杌》说:

    蜀未归之前,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,以其词非工,自命笔云:“新年纳余庆,任书号长春。”后蜀平,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,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。

    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。又据《宋代楹联辑要》载: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,孟昶的兵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:

    十字水中分岛屿;数重花外见楼台。

    这恐怕是最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。

    对联的主要特征要求对仗工整,平仄协调,上联尾字为反,下联尾字为平。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,就更远。秦汉瓦当中刻有“千秋万岁”、“长乐未央”等对语很多。诗歌中的对偶在《诗经》中俯拾即是,如“山有扶苏,隰有荷花”,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等。对仗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。不过真正讲究字、词、句以及平仄声的对仗,还要等到唐代律诗的兴起,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,如李白的“三山半落青天外,二水中分白鹭洲”,杜甫的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,李商隐的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都是些成对的名句。因此,笔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的五代,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。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的时候,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。王安石的“千门万户瞳瞳日,总把新挑换旧符”说的即是此事。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,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。那时候也叫“春贴子”,如《墨庄漫录》载苏东坡在黄州时,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:“门大要容千骑入;堂深不觉百男欢。”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:“桃符诗句好,恐动往来人。”再后来,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,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。

    对联用于祝寿和挽联,宋代亦有记载。如孙奕《示儿篇》提到:“黄耕瘦夫人三月十四日生,吴叔经为作寿联:‘天边将满一轮月,世上还钟百岁人。”’《石林燕语》提到:“韩康公得解,过省、殿试,皆第三人,后作为相四迁,皆在熙宁中,苏子瞻挽云:‘三登庆历三人第,四人熙宁四辅中。”’将对联题于书斋或寺庙等处,也见于宋代的记载,像真德秀为浦城粤山学易斋题联:“坐着吴粤两山色,默契羲文千古心。”苏东坡为广州真武庙题联:“逞披发仗剑威风,仙佛焉耳矣;有降龙伏虎手段,龟蛇云乎哉。”文学作品中的对子,最早也出现在宋代的话本中。如《京本通俗小说》里《碾玉观音》,写崔宁吃了酒,正是:“三杯莲叶穿心过;两朵桃花上脸来。”又如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等书中,也都用了不少对子。宋代还有“灯联”的记载,《楹联三话》引《隐居通议》说:“贾似道镇淮扬日,上元张灯,客有摘古句作灯联者日:‘天下三分明月夜;扬州十里小红楼’,众称其切。”此外如集联,就是摘取诗、词、文中的句子凑成对子也起源于宋代,大文家王安石就颇擅长此道。

    到了元代,由于种种原因,对联较之宋代则有些冷落。流传下来的更少。我们见到的如《山居新话》记载杨瑞自题寓所春联为:“光依东壁图书府;心在西湖山水间。”以及书画家赵孟頫西湖灵隐寺的对联:“龙润风迴,万壑松涛连海气;鹫峰云敛,千年挂月印湖光。”此外,很难举出更多的例子来。但是,在元人的杂剧中却使用了对联的形式。从现在元杂剧中看到,在每剧的收场时,常常用对子的形式点出题目和正名,如关汉卿《救风尘杂剧》在结尾时是:

    题目:安秀才花柳成花烛;正名:赵盼儿风月救风尘。

    伊然是一副对仗工整的对子,这也可称是元代对联的新的运用。

    对联的真正鼎盛时期,则是在明、清两代。明清时期统治阶级为笼络知识分子,给予骈体文以特殊重视,由于科举考试的关系,许多知识分子都细心研究,务求精进,而对联之得以兴盛,与此恐怕木无关系。而且明清两代的皇帝们也身体力行,倡其所好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便曾极力提倡。据《簪云楼杂说》载:“春联之设,自明孝陵昉也。时太祖都金陵,于除夕,忽传旨,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首。太祖亲微行出现,以为笑乐。”当然此等事不一定有,不过朱元漳的对联却有流传,据周晖《金陵锁事》载,朱元璋曾赐与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一副春联:“破虏平蛮,功贯古今人第一;出将入相,才兼文武世无双。”

    清代的皇帝们也常常卖弄点风雅,在游山玩水之余题上一两副对联。清康熙玄烨南巡到镇江金山时,便摘唐朝诗人许浑的诗句题在七峰阁上:“溪云初起日沉阁;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风流天子乾隆弘历的雅兴就更多了,到处题诗写对联,可惜值得称道传诵的却并不多。

    在皇帝们的倡导下,对联自然也受到人们的重视,自明代中叶后便普遍地盛行起来。清官海瑞手书联,就是传世明人对联中的珍品之一。从袁宏道“骑马看年对”的诗句,便可看出一斑。明代以后,撰写对联的名家不少,像明代的解缙,清代的纪昀、翁方纲、阮元、袁枚、郑板桥、俞樾等,近代则有谭嗣同、王壬秋、林琴南、章太炎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杨度等等,而且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,如同诗话、词话之类的有关记述对联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了。清梁章钜写的《楹联丛话》便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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